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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强大,无比强大

朱由校篇

  万历四十八年(1620)九月初六,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正式登基,定年号为天启。

  一个复杂无比,却又精彩绝伦的时代就此开始。

  杨涟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,自万历四十八年(1620)八月二十二日起,在短短十五天之内,他无数次绝望,又无数次奋起,召见、红丸、闯宫、抢人、拉拢、死磕,什么恶人、坏人都遇上了,什么阴招、狠招都用上了。

  最终,他成功了。

  据史料记载,在短短十余天里,他的头发已变成一片花白。

  当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在皇位上,看着这个为他的顺利即位费尽心血的人时,他知道,自己应该回报。

  几日后,杨涟升任兵科都给事中,一年后,任太常少卿,同年,升任都察院佥都御史,后任左副都御史。短短一年内,他从一个从七品的芝麻官,变成了从二品的部级官员。

  当然,得到回报的,不仅是他。

  东林党人赵南星,退休二十多年后,再度复出,任吏部尚书。

  东林党人高攀龙,任光禄丞。后升任光禄少卿。

  东林党人邹元标,任大理寺卿,后任刑部右侍郎,都察院左都御史。

  东林党人孙慎行,升任礼部尚书。

  东林党人左光斗,升任大理寺少卿,一年后,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。

  以下还有若干官,若干人,篇幅过长,特此省略。

  小时候,老师告诉我,个人是渺小的,集体才是伟大的,现在,我相信了。

  当皇帝的当皇帝,升官的升官,滚蛋的滚蛋,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,却似乎已被彻底遗忘。

  明光宗朱常洛,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(短命)的皇帝,他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——苦大仇深。

  出生就不受人待见,母亲被冷遇,长大了,书读不上,太子立不了,基本算三不管,吃穿住行级别很低,低到连刺杀他的人,都只是个普通农民,拿着根木棍,就敢往宫里闯。

  好不容易熬到登基,还要被老婆胁迫,忍了几十年,放纵了一回,身体搞垮了,看医生,遇见了蒙古大夫,想治病,就去吃仙丹,结果真成仙了。

  更搞笑的是,许多历史书籍到他这里,大都只讲三大案,郑贵妃、李选侍,基本上没他什么事,原因很简单,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。

  在他死后,为了他的年号问题,大臣们展开了争论,因为万历四十八年七月,万历死了,八月,他就死了。而他的年号泰昌,没来得及用。

  问题来了,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(1620)当作泰昌元年,那是不行的,因为直到七月,他爹都还活着。

  如果把第二年(1621)当作泰昌元年,那也是不行的,因为他去年八月,就已经死了。

 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。

  问题终究被解决了,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,一个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:

  万历四十八年(1620)一月到七月,为万历四十八年。八月,为泰昌元年。明年(1621),为天启元年。

  这就是说,在这一年里,前七个月是他爹的,第二年是他儿子的,而他的年份,只有一个月。

  原因很简单,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。

  他很可怜,几十年来畏畏缩缩,活着没有待遇,死了没有年号,事实上,他人才刚死,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,抢儿子抢地方,忙得不亦乐乎。

  原因很简单,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。

  有人曾对我说,原来,历史很有趣。但我对他说,其实,历史很无趣。

  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,历史没有正恶,只有成败。

  左都御史、左副都御史、吏部尚书、刑部侍郎、大理寺丞等等等等,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。

  它很强大,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对于这一现象,史称“众正盈朝”。

  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,从此,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,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、无私的阶段,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,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。

  对于这种说法,用两个字来评价,就是胡说。

  用四个字来评价,就是胡说八道。

  之前我曾经说过,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,现在,我再说一遍。

  掌权之后,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,就是追查红丸案。

  追查,是应该的,毕竟皇帝死得蹊跷,即使里面没有什么猫腻,但两位蒙古大夫,一个下了泻药,让他拉了几十次,另一个送仙丹,让他飞了天,无论如何,也应该追究责任。

  退一万步讲,就算你追究责任后还不过瘾,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,郑贵妃、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,名声坏,又歇了菜,要打要杀,基本都没个跑。

  可是现成的偏不找,找来找去,找了个老头——方从哲。

  天启元年(1621),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,攻击方从哲。大致意思是说,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,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,出事后,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,没有干掉,罪大恶极,应予严肃处理。

  这就真是有点无聊恶搞了,之前说过,李可灼最初献药,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,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,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,鬼才知道,稀里糊涂把人干掉,也不好。

 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方从哲都没错,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,方老头识时务,也不打算呆了,准备回家养老去了。

  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,完美地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:

  “从哲(方从哲)纵无弑之心,却有弑之罪,纵辞弑之名,难免弑之实。”

  这意思是,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帝的心思,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,即使你退休走人,也躲不过去这事。

  强词夺理还不算,还要赶尽杀绝:

  “陛下宜急讨此贼,雪不共之仇!”

  所谓此贼,不是李可灼,而是内阁首辅,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。

  很明显,他很激动。

  孙部长激动之后,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也激动了,跟着上书过了把瘾,不搞定方从哲,誓不罢休。

  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。

  七十多岁的老头,都快走人了,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呢?

 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
  郑贵妃不重要,李选侍不重要,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。之所以选中方从哲,把整人进行到底,真正的原因在于,他是浙党。

  只要打倒了方从哲,借追查案件,就能解决一大批人,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。

 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,不久之后,崔文升被发配南京,李可灼被判流放,而方从哲,也永远地离开了朝廷。

  明宫三大案就此结束,东林党大获全胜。

  局势越来越有利,天启元年(1621)十月,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。

  这个人就是叶向高。

  东林党之中,最勇猛的,是杨涟,最聪明的,就是这位仁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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