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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 天才的敌手

嘉靖四十二年(1563),孙承宗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(今河北省高阳县)。

  生在这个地方,不是个好事。

  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,蓟州防线的一部分,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。

  这个地方不好,或者说是太好,蒙古人强大的时候,经常来,女真人强大的时候,经常来,后来改叫金国,也常来,来抢。

  来一次,抢一次,打一次。

  这实在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,别的小孩都怕,可孙承宗不怕。

  非但不怕,还过得特别滋润。

  他喜欢战争,喜欢研究战争,从小,别人读四书,他读兵书。成人后,别人往内地跑,他往边境跑,不为别的,就想看看边界。

  万历六年(1578),保定府秀才孙承宗做出了一个决定——外出游学。这一年,他十六岁。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,孙秀才游历四方,努力向学,练就了一身保国的本领。

  当然,这是史料里正式的说法。

  实际上,这位仁兄在这十几年来,大都是游而不学,要知道,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,不是为了报国,说到底,是混口饭吃,游学?不用吃饭啊?

  还好,孙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——老师,从此,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,而且越奋斗越好,好到名声传到了京城。

  万历二十年(1592),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,孙秀才来到京城,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。

  但是慢慢地,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,他发现,光教别人孩子是不够的,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,才是正道。

  于是第二年(1593),他进入了国子监,刻苦读书,再一年后(1594),他终于考中了举人,这一年,他三十二岁。

  一般说来,考上举人,要么去考进士,要么去混个官,可让人费解的是,孙举人却依然安心当他的老师,具体原因无人知晓,估计他的工资比较高。

  但事实证明,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,导致了他奇特的人生。

  万历二十七年(1599),孙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,就任大同巡抚。官不能丢,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,于是孙承宗跟着去了。

  我记得,在一次访谈节目中,有一名罪犯说过:无论搞多少次普法教育,都是没用的,只要让大家都去监狱住两天,亲自实践,就不会再犯罪了。

  我同意这个说法,孙承宗应该也同意。

  在那个地方,孙承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,拼死的厮杀,血腥的战场,智慧的角逐,勇气的考验。

  战争,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莫测,最飘忽不定,最残酷,最困难,最考验智商的游戏。在战场上,兵法没有用,规则没有用,因为在这里,最好的兵法,就是实战,唯一的规则,就是没有规则。

  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,也无法上阵杀敌。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足以证实,他已经懂得了战争。

  在明代,当兵是一份工作,是工作,就要拿工资,拿不到工资,自然要闹。一般人闹,无非是堵马路,喊几句,当兵的闹,就不同了,手里有家伙,要闹就往死里闹,专用名词叫做“哗变”。

  这种事,谁遇上谁倒霉,大同巡抚运气不好,偏赶上了。有一次工资发得迟了点,当兵的不干,加上有人挑拨,于是大兵们二话不说,操刀就奔他家去了。

  巡抚大人慌得不行,里外堵得严严实实,门都出不去,想来想去没办法,寻死的心都有了。

  关键时刻,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。

  孙老师倒也没说啥,看着面前怒气冲冲,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,他只是平静地说:

  “饷银非常充足,请大家逐个去外面领取,如有冒领者,格杀勿论。”

  士兵一哄而散。

  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,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。

  孙承宗的镇定、从容、无畏表明,他有能力,用最合适的方法,处理最纷乱的局势,应对最凶恶的敌人。

  大同,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,孙承宗看到了战争,理解了战争,懂得了战争,并最终掌握了战争。他的掌握,来自他的天赋、理论以及每一次感悟。

  辽东,大他三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,此时的他,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,他的精通,来自于砍杀、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。

  两个天赋异禀的人,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,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,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。

  二十年后,他们将相遇,以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。

  【相遇】

  万历三十二年(1604),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,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。他的目标,是科举。这一年,他四十二岁。

 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,秀才、落魄秀才,教师、优秀教师、举人、军事观察员,目睹战争的破坏、聆听无奈的哀嚎、体会无助的痛苦,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。

  他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,他决定,以身许国。

  于是在几十年半吊子生活之后,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地考一次。

  这一认真,就有点过了。

  放榜的那天,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——第二,全国第二。

  换句话说,他是榜眼。

  按照明朝规定,榜眼必定是庶吉士,必定是翰林,于是在上岗培训后,孙承宗进入翰林院,成为了一名正七品编修。

  之前讲过,明代朝廷是讲出身的,除个别特例外,要想进入内阁,必须是翰林出身,否则,即使你工作再努力,能力再突出,也是白搭。

  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。

  但请特别注意,要入内阁,必须是翰林,是翰林,却未必能入内阁。

  毕竟翰林院里不只一个人,什么学士、侍读学士、侍讲、修撰、检讨多了去了,内阁才几个人,还得排队等,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,实在不易。

  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,他的运气不好,等了足足十年,都没结果。

  第十一年,机会来了。

  万历四十二年(1614),孙承宗调任詹事府谕德。

  这是一个小官,却有着远大的前程,因为它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。

  从此,孙承宗成为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,在前方等待着他的,是无比光明的未来。

  光明了一个月。

  万历四十八年(1620),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。

  但对于孙承宗而言,这没有什么影响,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——朱由校。

  教完了爹再教儿子,真可谓是诲人不倦。

  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,就好做个木工,所以除木匠师傅外,他对其它老师极不感冒。

  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。

  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(私塾)教育,对于木头型、愚笨型、死不用功型的小孩,一向都有点办法,所以几堂课教下来,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,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,而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:“吾师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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