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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章 突围

事实告诉我们,那个包围圈相当结实,众位头领人多势众,从九月被围时起,就开始突围,突了两个月,也没突出去。

  到十一月,连他们自己都认定,完蛋的日子不远了。

  当时已是冬季,天气非常地冷,几万人被围在里面,没吃没喝,没进没退,打也打不过,跑也跑不掉。

  然而不要紧,还有压箱底的绝技,只要使出此招,强敌即可灰飞烟灭——投降。

  当然了,投降是暂时的,先投降,放下武器,等出了圈,拿起武器,咱再接着干。

  但你要知道,投降也是有难度的。

  为顺利投降,他们凑了很多钱,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朴,向他行贿。

  没有办法,因为你要投降,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投降。为了共同的目标,适当搞搞关系,也是应该的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,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,总兵应该是很富的,事实上,这句话倒过来说,也还恰当,比如后来的张献忠,在谷城投降后,行贿都行到了朝廷里,上到大学士、下到知县,都收过他的钱。

  人不认人,钱认人,这个道理,很通用。

  问题在于,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,为什么偏偏行贿王朴呢?

 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,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,诸位头领的脑袋,是很好使的。

  只能行贿王朴,没有别的选择。

  因为王朴同志,是京城来的。

  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,他是最单纯的,最没见过世面。

  王朴同志虽然来自京城,见惯大场面,但西北的场面,实在是没有见过,而在这群头领面前,他也实在比较单纯。

  他知道,打仗有两种结果,投降就投降,不投降就打死,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——假投降。

  他也不知道,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,都有投降的经历,且人均好几次,某些层次高点的,如张献忠,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。

  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,也有点不单纯,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,他还算比较地道,收钱就办事,崇祯六年(1634)十一月十八日,首领们派了代表,去找王朴(钱已经送过了),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,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(当然,主要是你们),立地成佛。

  王朴非常高兴,他的打算是完美的,受降,自己发点财,还能立功受奖,善莫大焉。

  他随即下令,接受投降,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,交出武器。

  当然他并没有撤除包围,那种蠢事他还是干不出来的。

  但既然投降了,就是内部矛盾了,没必要兴师动众,可以原地休息,要相信同志。

  你要说王朴没有丝毫提防,那也不对,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,必须全部缴械投降。

  不用十天,四天就够了。

  二十四日,十余万民军突破王朴的防线,冲出了包围圈。

  大祸就此酿成。

  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,河南基本是没什么兵,所以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,很是逍遥了几天。

  也就几天。

  十二月三日,左良玉就追来了。

  包围圈被破后,崇祯极为恼火,据说连桌子都踹了,当即下令处罚王朴,并严令各部追击。

  左良玉跑得最快。

  之所以最快,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,只是按照行政划分,河南是他的防区,如果闹起来,他是要背黑锅的。

  摆在面前的局势,是非常麻烦的,十几万民军涌入河南,遍地开花,压根没法收拾。

  左良玉收拾了,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——只用了二十天实践证明,左总兵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,他率领几千士兵,连续出击,在信阳、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民军,肃清了所有民军,从头至尾,二十天。

  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,除了黑锅的压力,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,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:他所肃清的,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,那些头领的主力,已经跑了。

  跑到湖广了,具体地点,是湖广的郧阳(今湖北郧阳)。

  我认为,他们跑到这个地方,是经过慎重考虑的。

  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,陕西是不能去的,洪承畴在那里蹲着,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,去了也没前途。

  山西也不能去,虽说曹文诏调走了,但几年来,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,到了山西地界,就开始发怵,不到万不得已,也不要去。

  那就去湖广吧。

  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,且去的时候,随身带着几万人,郧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,因为郧阳属于山区,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,也没什么兵,这回大发了,一来,就来几万人,且都是闹事的,各州各县接连失陷,完全没办法,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,说敌人太多,我反正是没办法了,伸长脖子,等着您给一刀。

  这段日子,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,是比较滋润的,没有洪承畴,没有曹文诏,没有左良玉,在他们看来,郧阳是山区,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,自然放心大胆。

 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。

  事实上,这里是有猛人的,第四个猛人。

  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,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,他要不闹,估计这人还出不来。

  但值得庆幸的是,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,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。

  具体跑到哪里,就不知道了,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,看准了就打一把,其余头领也差不离,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,连四川也未能幸免。

 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,只能用狠招了。

  崇祯七年,崇祯正式下令,设置一个新职务。

  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,就此登场。

  在此之前,明代最大的地方官,就是袁崇焕,他当蓟辽督师时,能管五个地区。

  光荣的记录被打破了,因为这个新职位,能管五个省。

  这个职务,在历史中的称谓,叫做五省总督,包括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湖广、四川,权力极大,也没什么管辖范围,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,都归他管。

  职位有了,还要有人来当,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,能当这个职务的,只有两个选择:A:洪承畴,B:曹文诏。

  答案是C,两者皆不是任职者,叫做陈奇瑜陈奇瑜,万历四十四年进士,历任都察院御史、给事中,后外放陕西任职。

  在陕西,他的职务是右参政,而左参政,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。

  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,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。

  就资历而言,他跟洪承畴差不多,而且进步也慢点,崇祯四年的时候,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,他直到一年后,才干到延绥巡抚,给洪承畴打工。

  就战绩而言,他跟曹文诏也没法比。

  无论如何,都不应该是他,但无论如何,偏就是他了。 所以对于这个任命,许多人都有异议,认定陈奇瑜有背景,走了后门。

  但事实上,陈奇瑜并非等闲之辈。

  崇祯五年的时候,由于民军进入山西,主力部队都去了山西,陕西基本是没人管,兵力极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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